作者：國際特赦組織東亞研究員張寶藍（Boram Jang）
2024年12月3日，南韓時任總統尹錫悅採取了非同尋常且令人震驚的舉動——宣布實施戒嚴。儘管國民議會在幾小時內撤銷了戒嚴令，但公眾對總統職位的信任已受到嚴重損害。
在那晚之後，成千上萬的人走上全國各地的街頭——其中許多是年輕人和女性，他們因尹錫悅的政策而處於日益脆弱的境地。他們抗議的對象不僅僅是一位總統，更是國家安全話語的煽動操控以及人權保障的倒退等情況。
定於6月3日舉行的關鍵性總統選舉不僅僅是一次例行的選舉活動，更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人們能夠正視那些早在尹錫悅任期之前就存在、若不加以應對將持續至未來的人權缺失。
尹錫悅的執政進一步加劇了南韓在人權領域本就緩慢的進展。他的治國方式體現出一場有組織的行動，旨在削弱許多保障邊緣化群體人權的機制和制度。而戒嚴危機正是這一戰略的集中體現。
尹錫悅上任初期最具象徵意義的舉措之一，是提議廢除「女性家族部」。雖然該部最終因國會的反對而倖存下來，但這一企圖本身已經表明政府政策在意識形態上與反女權論調保持一致——這種論調正是他競選期間的重要動員工具之一。
與此同時，南韓已成為「科技助長性別暴力」（tech-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的溫床。2020年「N號房」案件揭示了在預防和應對網絡性犯罪方面的系統性失敗。儘管公眾感到憤怒，但受害者依然持續面臨網絡暴力、網絡平台的遲緩或敷衍回應，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等問題。這些並非簡單的疏忽，而是國家和企業責任機制系統性失靈的體現。
對於南韓LGBTI群體來說，法律保障的缺乏仍然是現實。至今沒有全面的反歧視立法，也沒有承認同性伴侶關係的法律制度，更缺乏在住房、教育和就業等領域防止歧視的具體保護措施。
自2007年以來，由於主要來自保守宗教團體的政治壓力，至少有八項反歧視法案提出後被撤回。儘管公眾對相關立法的支持率超過六成，但仍無任何法案獲得通過。聯合國機構多次建議南韓通過全面反歧視保護法，但法律真空至今依然存在。
司法上的進展也極為有限。2023年，南韓一家上訴法院認可同性伴侶享有配偶健康保險的資格，但更廣泛的問題卻仍未解決，例如對同性家庭的法律承認，憲法法院也尚未作出裁決。
身心障礙人士權利的爭取過程，也凸顯出制度缺陷如何將不滿情緒推向公共空間。自2021年以來，「反身心障礙歧視團結會」（Solidarity Agains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一直在進行清晨地鐵抗爭，強調身心障礙人士持續被排除在公共交通之外。他們的抗議方式——非暴力但有意製造干擾——引發了全國性的討論，但這正是因為傳統的發聲管道已無法奏效。
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反身心障礙歧視團結會」抗議者在和平抗議期間被強行驅離的情況，包括員警將抗議者拖出地鐵車廂和車站。首爾地鐵公司已多次對該組織提起訴訟，要求賠償損失，部分立法者還提出法案，試圖限制今後類似的抗議行為。
若要真正保障上述所有人的權利，即將上任的新政府必須將具體政策行動作為優先事項。
然而，隨著選舉臨近，當前的總統競選活動中，候選人們主要圍繞經濟和政治改革展開承諾。而在主要候選人的政綱中，卻幾乎看不到對人權的實質性承諾。
全面的反歧視立法、無障礙通行設施，以及人民的抗議權幾乎都沒有被提及。這種沉默本身已經點出問題——不僅反映出人權議題在政治話語中的持續邊緣化，也體現出政府在人權改革的優先順序與執行方面的持續忽視。
南韓亟需一部全面的反歧視法，明確保障不因性別、身心障礙、性取向、性別認同等因素而受到歧視。為了保護數位人權，必須通過加強對科技平台的監管以及為網絡性別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濟。公共基礎設施應對所有人真正開放，並提出明確的實施時間表和充足的資金支持。抗議權必須得到保障，不能再對示威抗議者進行懲罰性打壓。
南韓法治的韌性不僅取決於是否避免再次出現戒嚴，更取決於國家能否對那些在法律保護與公共討論中持續被排除在外的弱勢群體作出回應。
此次大選不應被視為「戒嚴風波」的終章，而應成為新篇章的起點——打造一個人權能獲得保障且不被忽視的未來。
此篇文章最初於《外交學者》（The Diplomat）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