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员张宝蓝（Boram Jang）
2024年12月3日，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采取了不同寻常且令人震惊的举动——宣布实施戒严。尽管国民议会在几小时内撤销了戒严令，但公众对总统职位的信任已受到严重损害。
在那晚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走上全国各地的街头——其中许多是年轻人和女性，他们因尹锡悦的政策而处于日益脆弱的境地。他们抗议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位总统，更是国家安全话语的煽动操控以及人权保障的倒退等情况。
定于6月3日举行的关键性总统选举不仅仅是一次例行的选举活动，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人们能够正视那些早在尹锡悦任期之前就存在、若不加以应对将持续至未来的人权缺失。
尹锡悦的执政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在人权领域本就缓慢的进展。他的治国方式体现出一场有组织的行动，旨在削弱许多保障边缘化群体人权的机制和制度。而戒严危机正是这一战略的集中体现。
尹锡悦上任初期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之一，是提议废除“女性家族部”。虽然该部最终因国会的反对而幸存下来，但这一企图本身已经表明政府政策在意识形态上与反女权论调保持一致——这种论调正是他竞选期间的重要动员工具之一。
与此同时，韩国已成为“科技助长性别暴力”（tech-facilitated gender-based violence）的温床。2020年“N号房”案件揭示了在预防和应对网络性犯罪方面的系统性失败。尽管公众感到愤怒，但受害者依然持续面临网络暴力、网络平台的迟缓或敷衍回应，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等问题。这些并非简单的疏忽，而是国家和企业责任机制系统性失灵的体现。
对于韩国LGBTI群体来说，法律保障的缺乏仍然是现实。至今没有全面的反歧视立法，也没有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法律制度，更缺乏在住房、教育和就业等领域防止歧视的具体保护措施。
自2007年以来，由于主要来自保守宗教团体的政治压力，至少有八项反歧视法案提出后被撤回。尽管公众对相关立法的支持率超过六成，但仍无任何法案获得通过。联合国机构多次建议韩国通过全面反歧视保护法，但法律真空至今依然存在。
司法上的进展也极为有限。2023年，韩国一家上诉法院认可同性伴侣享有配偶健康保险的资格，但更广泛的问题却仍未解决，例如对同性家庭的法律承认，宪法法院也尚未作出裁决。
身心障碍人士权利的争取过程，也凸显出制度缺陷如何将不满情绪推向公共空间。自2021年以来，“反身心障碍歧视团结会”（Solidarity Against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一直在进行清晨地铁抗争，强调身心障碍人士持续被排除在公共交通之外。他们的抗议方式——非暴力但有意制造干扰——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但这正是因为传统的发声渠道已无法奏效。
国际特赦组织记录了“反身心障碍歧视团结会”抗议者在和平抗议期间被强行驱离的情况，包括警察将抗议者拖出地铁车厢和车站。首尔地铁公司已多次对该组织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部分立法者还提出法案，试图限制今后类似的抗议行为。
若要真正保障上述所有人的权利，即将上任的新政府必须将具体政策行动作为优先事项。
然而，随着选举临近，当前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候选人们主要围绕经济和政治改革展开承诺。而在主要候选人的政纲中，却几乎看不到对人权的实质性承诺。
全面的反歧视立法、无障碍通行设施，以及人民的抗议权几乎都没有被提及。这种沉默本身已经点出问题——不仅反映出人权议题在政治话语中的持续边缘化，也体现出政府在人权改革的优先顺序与执行方面的持续忽视。
韩国亟需一部全面的反歧视法，明确保障不因性别、身心障碍、性取向、性别认同等因素而受到歧视。为了保护数字人权，必须通过加强对科技平台的监管以及为网络性别暴力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公共基础设施应对所有人真正开放，并提出明确的实施时间表和充足的资金支持。抗议权必须得到保障，不能再对示威抗议者进行惩罚性打压。
韩国法治的韧性不仅取决于是否避免再次出现戒严，更取决于国家能否对那些在法律保护与公共讨论中持续被排除在外的弱势群体作出回应。
此次大选不应被视为“戒严风波”的终章，而应成为新篇章的起点——打造一个人权能获得保障且不被忽视的未来。
此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外交学者》（The Diplom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