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亚太区，压迫、不平等和有罪不罚现象相互交织，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威权统治手段、系统性歧视，以及根深蒂固的问责缺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对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施加过度限制，通过立法、警务执法和数字监控将这些控制手段制度化。这些措施相辅相成，缩小了公民空间，侵蚀了基本自由。各国通过各种手段使镇压异议成为常态：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实施致命镇压；印度使用反恐法律；在缅甸军方强推的12月选举前夕，爆发了一波任意拘留潮；香港则持续逮捕行动者。
在国际层面的问责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遭逮捕并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ICC）；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以性别迫害的危害人类罪，对塔利班的两名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然而，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那些应该对针对罗兴亚人的国际罪行负责的官员，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的逮捕令没有取得进展；各国也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追究中国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阿富汗，国内问责机制被进一步削弱；在斯里兰卡，这些国内机制对于战时侵犯人权行为仍然基本无效。
各国扩大了跨境镇压。泰国将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并将越南蒙塔格纳德族（Montagnard）人权捍卫者引渡回越南，尽管此举将使他们遭受人权侵犯的风险。马来西亚与泰国当局合作针对打击一名记者；香港和中国则利用法律追捕海外行动者，并骚扰其仍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歧视加剧了边缘化和弱势群体遭受的伤害。罗兴亚人在缅甸面临强迫劳动，在孟加拉国难民营人道主义援助削减的情况下，他们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阿富汗、中国大陆和巴基斯坦，宗教少数群体遭到系统性的打压；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持续被剥夺土地。整个南亚的达利特人（Dalits）都被限制只能从事危险工作。
基于性别的暴力在整个亚太区持续存在。在韩国、泰国和越南，技术助长的人权侵犯成为新闻焦点。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在东南亚激增。柬埔寨和缅甸等热点地区的诈骗园区内，大量人员遭到奴役与酷刑。
气候危机、灾害脆弱性和经济脆弱性加剧了人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在阿富汗，受伊朗和巴基斯坦驱逐行动及当地地震的影响下，数百万人只能依赖援助；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和菲律宾的洪水造成死亡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摧毁农作物并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在孟加拉国、基里巴斯、巴基斯坦和图瓦卢，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继续使当地社区流离失所，加剧了结构性不平等。朝鲜基本必需品的长期短缺和斯里兰卡因紧缩政策导致的福利削减，凸显了经济政策如何加剧民众的脆弱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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