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2025 年度报告
在整个亚太区，压迫、不平等和有罪不罚现象相互交织，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威权统治手段、系统性歧视，以及根深蒂固的问责缺失。当局越来越频繁地对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权施加过度限制，通过立法、警务执法和数字监控将这些控制手段制度化。这些措施相辅相成，缩小了公民空间，侵蚀了基本自由。各国通过各种手段使镇压异议成为常态：尼泊尔和印度尼西亚实施致命镇压；印度使用反恐法律；在缅甸军方强推的12月选举前夕，爆发了一波任意拘留潮；香港则持续逮捕行动者。
在国际层面的问责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遭逮捕并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ICC）；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以性别迫害的危害人类罪，对塔利班的两名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然而，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那些应该对针对罗兴亚人的国际罪行负责的官员，国际刑事法院对他们的逮捕令没有取得进展；各国也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追究中国在新疆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阿富汗，国内问责机制被进一步削弱；在斯里兰卡，这些国内机制对于战时侵犯人权行为仍然基本无效。
各国扩大了跨境镇压。泰国将维吾尔族人遣返回中国，并将越南蒙塔格纳德族（Montagnard）人权捍卫者引渡回越南，尽管此举将使他们遭受人权侵犯的风险。马来西亚与泰国当局合作针对打击一名记者；香港和中国则利用法律追捕海外行动者，并骚扰其仍在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歧视加剧了边缘化和弱势群体遭受的伤害。罗兴亚人在缅甸面临强迫劳动，在孟加拉国难民营人道主义援助削减的情况下，他们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在阿富汗、中国大陆和巴基斯坦，宗教少数群体遭到系统性的打压；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持续被剥夺土地。整个南亚的达利特人（Dalits）都被限制只能从事危险工作。
基于性别的暴力在整个亚太区持续存在。在韩国、泰国和越南，技术助长的人权侵犯成为新闻焦点。
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在东南亚激增。柬埔寨和缅甸等热点地区的诈骗园区内，大量人员遭到奴役与酷刑。
气候危机、灾害脆弱性和经济脆弱性加剧了人民权利被剥夺的状况。在阿富汗，受伊朗和巴基斯坦驱逐行动及当地地震的影响下，数百万人只能依赖援助；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越南和菲律宾的洪水造成死亡和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摧毁农作物并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在孟加拉国、基里巴斯、巴基斯坦和图瓦卢，气候变化和气候灾害继续使当地社区流离失所，加剧了结构性不平等。朝鲜基本必需品的长期短缺和斯里兰卡因紧缩政策导致的福利削减，凸显了经济政策如何加剧民众的脆弱处境。
表达自由
在亚太区，各国政府继续实施限制性法律和做法、限制言论自由权，同时对人权捍卫者、记者、行动者和学者实施审查、监视和报复。多个国家出台或保留了相关法律，赋予政府管控网络内容及压制异议的广泛权力。斐济政府拒绝了联合国关于改革其限制性公共秩序法的呼吁。缅甸的《网络安全法》以含糊不清的条款将异议声音定为刑事犯罪，其《选举法》则对选举暴力行为施加了严厉的处罚，包括终身监禁甚至死刑。在尼泊尔，一项社交媒体法案被提交审议，该法案将允许行政部门能够在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命令删除内容和获取数据，并将“虚假信息”和“网络恶意挑衅”定为刑事犯罪。巴基斯坦当局提出《防止电子犯罪法》的修正案，该法案拟扩大当局对网络言论进行审查和定罪的权力。在斯里兰卡，当局继续使用严厉的《预防恐怖主义法》。印度颁布了《马哈拉施特拉邦特别公共安全法》（Maharashtra Special Public Security Act），将异议声音定为刑事犯罪。马来西亚当局继续利用《1998年通信与多媒体法》等范围宽泛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蒙古引入了《刑法》修正案，收紧了公民空间；柬埔寨当局利用取消公民身份来惩罚批评者；马尔代夫提出了一项惩罚性的媒体法案，赋予当局管控记者的广泛权力。越南修订了《网络安全法》，允许警方要求获取互联网用户的IP地址，并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在24小时内删除相关内容；同时当局还提出了一项新闻法草案，要求记者披露其消息来源。这引发了对隐私和网络监控的担忧。
政府越来越频繁地以网络空间为目标，以压制异议声音。新加坡当局利用《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对行动者、媒体机构和反对派人士发出多项修正命令。中国和香港当局扩大了国家安全法律的适用范围，以打击范围更广的和平活动。在香港，立法者将国家安全法律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教育领域，遏制了表达自由。法院则维持了将呼吁不投票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在尼泊尔，当局封锁了Telegram和其他26个社交媒体平台；而在巴基斯坦，批评政府的YouTube频道和社交媒体账户被禁。印度当局下令X和Instagram封锁数千个账户，以限制讽刺言论。同时，当局在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封禁了25本书。朝鲜当局维持着近乎完全的社会控制，干扰广播、检查房屋，并对传播外国媒体内容的行为实施严厉的处罚，包括死刑。
当局对人民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报复仍广泛存在。在阿富汗，塔利班逮捕了记者、关闭了纳西姆电台（Radio Nasim），在大学封禁了妇女撰写的书籍和批评其政策的诗歌，并切断了互联网的访问。在中国，记者张展（Zhang Zhan）第二次被判处监禁；在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Joshua Wong）面临根据国家安全法律的新指控。
在印度，当局通过立案调查和逮捕加剧了对记者的骚扰，同时取消了学者尼塔莎·考尔（Nitasha Kaul）的印度海外公民身份。
在柬埔寨，记者和行动者面临逮捕和长期刑期。马来西亚与泰国当局合作逮捕了一名作家；在蒙古，警方突袭了一家独立媒体。在泰国，一名学者因军民关系方面的工作而面临起诉。在越南，一名土地权利行动者因“反对政府”而被判处21年徒刑。
政府必须废除或修订压制性法律，确保对内容监管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并保护记者和行动者免受骚扰和暴力。
结社和集会自由
和平集会自由权仍然受到严重限制，政府采取镇压、预防性拘留和限制性法律框架等手段。在这一年中，许多抗议活动遭到暴力镇压：在阿富汗，塔利班部队在巴达赫尚省（Badakhshan）的铲除罂粟抗议活动中至少杀害了10人，并造成40人受伤。在印度尼西亚，在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活动中，发生了大规模逮捕。4000人被拘留，900人遭到殴打，至少10人被杀害。在尼泊尔青年领导的反对腐败和社交媒体禁令的“Z世代”抗议活动中，有76人死亡，其中包括抗议者和警察。巴基斯坦当局在俾路支省（Balochistan）和巴基斯坦管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对抗议者实施断网并使用致命武力。马来西亚当局使用严厉的警务措施和逮捕来平息异议声音。在菲律宾， 数百名以年轻人为主的抗议者在反腐败抗议中被捕。在香港，当局封锁集会并逮捕潜在的示威者；多项骄傲节活动被取消。在胡志明市举行的越南骄傲游行（The Viet Pride）13年来首次被取消，而越南其他的骄傲活动也因地方当局的骚扰而面临审查或取消。
拘留、拒绝集会许可和采取法律行动，在整个亚太区都屡见不鲜。印度当局在拒绝给予集会许可后，拘留了贾米亚大学的学生以及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等反对派领导人和环卫工人。在马尔代夫，妇女因在大使馆外举行和平抗议而被捕。韩国法院判处参与和平抗议活动的身心障碍人士权利行动者有期徒刑。新加坡和印度当局继续援引限制性法律，宣布集会为非法。
限制性的制度框架，加强了对和平集会和结社权的控制。台湾政府在敏感地区实施了任意限制，香港则设立了新的“禁区”，其不仅限制了抗议活动，还限制了任何未经授权的逗留。尽管对《和平集会法》提出了改革建议，但马来西亚仍存在严厉的警务管控、骚扰、逮捕和调查。但在韩国，法院则放宽了对集会的限制。亚太区政府对民间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也有所加强。斯里兰卡继续要求非政府组织在国防部注册，以加强对公民社会的监督。在孟加拉国，人民联盟（Awami League）被依据反恐法律取缔，严重损害了政治结社和政治参与的权利。
各国政府必须停止镇压，释放那些因和平集会而被拘留的人，废除限制性法律或修订镇压性法律，并根据国际标准保障安全且公众可进入的抗议空间。
歧视
歧视以多种形式持续存在，包括基于宗教、族裔、血统、身心障碍相关以及针对原住民的歧视，这些歧视往往因国家政策、系统性不平等和社会敌意而加剧。
国家支持的宗教歧视仍广泛存在。在阿富汗，塔利班当局针对什叶派少数群体，迫使伊斯玛仪派（Ismailis）改信逊尼派伊斯兰教，限制什叶派哈扎拉人（Hazara）的宗教仪式，并在人道主义援助发放时实行歧视措施。哈扎拉族家庭也被强行驱逐，并面临就业歧视。在巴基斯坦，私人和国家行为者对艾哈迈迪派（Ahmadis）的暴力和限制升级，而对于2023年私人行为者袭击基督徒的事件，问责机制仍然难以落实。在印度，歧视性法律将跨宗教的婚姻刑事化。同时也记录到私人和国家行为者对穆斯林和克什米尔人的仇恨犯罪。在印度尼西亚，对艾哈迈迪耶派（Ahmadiyah）和基督教社区的不容忍现象继续存在，包括礼拜受到限制，以及祷告场所遭到袭击。中国政府干涉藏传佛教事务，并拘留基督教领袖；在斐济，印度教寺庙遭到破坏。
多个国家仍然存在种族歧视。在日本，竞选期间明显出现仇外言论；在韩国发生了反华集会。在缅甸若开邦北部，若开军（Arakan Army）强迫境内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从事劳动。据报道，拒绝劳动的人受到了虐待。
对原住民的歧视十分严重且具有系统性。在中国，维吾尔人和藏人继续面临系统性歧视，包括对文化、语言和宗教表达的限制。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Torres Strait Islander）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高监禁率和关押期间死亡的情况。在印度，环境保护被削弱，加剧了原住民社区的流离失所风险。在印度尼西亚，大型项目和镍矿开采摧毁了原住民的土地，引发了抗议并导致行动者被刑事定罪。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于日本政府在冲绳建造美国军事基地可能造成的影响发出警告；同时，一些原住民领导人抗议日本资助海外有害环境的项目。马来西亚政府考虑通过扩大原住民权利的可能修正案；在尼泊尔，围绕祖传土地以及开发项目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发生了暴力冲突。孟加拉国当局继续关押在2024年被捕的100名原住民鲍姆族人（Bawm）中的62人，期间出现关于羁押期间死亡的报告。奥特亚罗瓦-新西兰（旧称：新西兰）议会通过了削弱毛利人（Māori）习惯法权利的法律。在台湾，平埔原住民社区在文化权利上获得了有限的保护，但其仍然对法律承认的不足表示担心。而教育方面的系统性歧视仍在继续发生。泰国推进了威胁原住民生计的项目，并通过了一项不承认原住民地位的法案。
基于血统的歧视继续影响到边缘化社区。在印度，种姓普查计划停滞不前，导致结构性不平等无法解决。在尼泊尔，达利特人（Dalit）社区继续面临根深蒂固的社会排斥和司法障碍。在巴基斯坦，基于种姓和宗教的根深蒂固歧视持续存在，使得环卫工人（主要是达利特基督徒）被限制在没有法律保护的危险和不安全的工作岗位上。
基于身心障碍的歧视仍然普遍存在。在朝鲜，身心障碍者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就业方面面临着系统性的排斥，并有报告称存在被强制收容的情况。台湾仍然缺乏全面的《反歧视法》，保护措施零散且薄弱。在日本，虽然一项补偿强迫绝育受害者的法律标志着某种进步，但系统性障碍和公众认识的不足继续阻碍受害者获得正义。
政府必须保护原住民土地、避免发表歧视性言论、抵制刻板印象、通过并执行有效的反歧视法律，并保证在获得教育、就业和对司法系统问责方面的平等。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仍然受到经济危机、气候冲击和歧视性政策的严重影响。粮食无保障问题十分严重。在阿富汗，在主要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驱逐行动、地震和资金削减的背景下，有2,290万人仍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生存；90%的儿童生活在粮食贫困中，4百万儿童营养不良。尽管天气条件有利于作物生长，但朝鲜人民仍面临着长期的粮食短缺。由于化肥短缺和气候冲击削弱了产量，而国家分配体系的失灵则加剧了农村地区的困境。在巴基斯坦，44.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限制则减少了社会支出。而由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使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增加，摧毁了主要农作物。尽管发放了福利补助，但斯里兰卡的贫困水平仍然高于危机前。
医疗卫生系统仍然脆弱。在阿富汗，农村居民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有限，地震期间塔利班的限制延误了对妇女的救援。在朝鲜，医院资源严重不足，缺乏基本的药物和设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当地200万儿童接种了疫苗，但相关监测工作仍然受到严重限制。
教育权受到侵蚀，塔利班的禁令将78%的阿富汗女童和妇女排除在学校和工作之外。在朝鲜，学校缺乏供暖设备和教科书；在缅甸，学生在援助冻结后面临严重的学业中断；中国在西藏的双语教育政策，威胁到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
住房和土地不安全问题持续存在，柬埔寨当局在全球舆论强烈反对后暂停了在吴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的强迫搬迁，但没有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任何补救措施。在蒙古，受发展项目影响的城乡社区缺乏机制来应对协商程序中出现的缺陷，以及财产和资产被低估的问题。在印度，阿萨姆邦（Assam）的驱逐行动导致约3800户家庭流离失所，对穆斯林族群的影响尤为严重。
劳工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对边缘化和受歧视的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在巴基斯坦，来自较低种姓的环卫工人面临系统性歧视。在斯里兰卡，马莱亚哈泰米尔人（Malaiyaha Tamils）仍然被边缘化；而服装工人继续忍受工会被镇压的情况和基于性别的暴力。在孟加拉国，服装业爆发了动荡，工会领导人被捕。在菲律宾，工人在灾害期间面临不安全的工作条件；在香港，移徙家庭佣工未能获得更有力的保护。
各国政府必须结束强迫搬迁、解决贫困问题、加强社会保护、保护工人和确保平等获得基本服务，以保障粮食、健康、住房、教育和劳动权利。
任意逮捕、酷刑、强迫失踪和羁押期间死亡
当局继续利用安全相关法律和歧视性作法打压异议人士，不成比例地针对行动者、少数民族和政治反对派。任意逮捕和任意拘留仍普遍存在。在阿富汗，塔利班以发型或播放音乐等轻微的违规行为将民众拘留，通过“道德检查员”执行严厉的法令，并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失踪和酷刑继续针对前官员、记者、人权捍卫者和批评者。有记录表明发生了100多起法外处决案件。在缅甸，政变后出现了系统性拘留情况，并发生多起羁押期间死亡事件，这些死亡与被剥夺医疗救治以及在虐待性审讯中受伤有关。在朝鲜，任意拘留仍然是政权控制手段的核心，用以针对那些在未经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指控犯有政治罪的人。香港和澳门的《国家安全法》被广泛用于镇压政治言论和逮捕行动者。
在巴基斯坦，反恐法的修正案允许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拘留三个月，记者和俾路支（Baloch）行动者面临逮捕。在印度，滥用反恐法律拘留人权捍卫者和穆斯林行动者的现象仍在继续发生，并伴以长期的审前羁押。
尽管法律禁止，但酷刑和其他虐待仍持续存在。在阿富汗，被拘留者面临电击、水刑、拔除牙齿和指甲以及性虐待等酷刑。缅甸当局在审讯期间使用了殴打、电刑、性侵犯和拔指甲等酷刑。在朝鲜，殴打、剥夺睡眠和强迫劳动被用来逼取“认罪口供”。政治犯集中营则实施严厉的惩罚，并提供不足的食物。在越南，行动者遭受单独监禁、上脚镣，并被拒绝提供医疗保健，关押期间出现可疑的死亡事件。在印度，警察在查谟和克什米尔（Jammu and Kashmir）地区实施酷刑，导致一名25岁的男子死亡。在斯里兰卡，至少有13起的在押人员死亡和酷刑指控被记录在案。泰国法院根据反酷刑法，首次对一名义务兵被杀案件作出定罪，这标志着一次罕见的问责进展。
强迫失踪仍然是一种镇压的工具。在朝鲜，家人无法获知被拘留者的信息，这相当于强迫失踪。在中国，当局继续使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是一种相当于强迫失踪的秘密拘留形式，尤其被用来针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马来西亚法院确认政府曾参与了过去发生的失踪事件。在缅甸，存在一系列在酷刑后失踪和死亡的案例。在巴基斯坦，2025年初记录到125起强迫失踪案件。在孟加拉国，政府任命的强迫失踪问题调查委员会表示，2009至2024年期间登记了1772起相关投诉，其中67%涉及国家机构。这些作法加剧了有罪不罚的现象和针对弱势群体的歧视。
各国政府必须终止任意逮捕、酷刑和强迫失踪，保护被拘留者的权利，并确保问责和防止虐待的保障措施。
难民和移徙者的权利与人口贩运
各国政府加强了限制性的人口移徙政策，进一步破坏了难民保护和移徙者的权利，使弱势群体面临歧视和虐待。尽管有国际义务，但大规模驱逐出境和驱回行动（refoulement）仍在继续发生。巴基斯坦升级了“非法外国人遣返计划”，驱逐了超过99万名阿富汗人。尽管塔利班持续侵犯人权，但伊朗仍遣返了180万阿富汗人，土耳其、塔吉克斯坦和德国也继续强行遣返阿富汗人。妇女和女童在返回阿富汗后，面临系统性的权利剥夺，异议人士可能遭到逮捕和酷刑。在这一年中，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担心会被武装分子强行带回缅甸参与冲突。在印度，随着当局强行将罗兴亚难民以及300名被怀疑是外国人的穆斯林驱逐到孟加拉国，双方敌对情绪加剧。同时，新的法律将寻求庇护者重新归类为无证移徙者，侵害了不驱回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马来西亚当局拘留了罗兴亚难民，并将载有其他人的船只驱离。与此同时，日本启动了“非法滞留者清零计划”，通过快速驱逐程序将逾期居留的外国人数减少一半。但该政策可能危及寻求庇护者，因此受到批评。尽管存在酷刑风险，泰国政府仍将40名维吾尔族人强行遣返回中国。
在整个亚太区，任意和无限期拘留也持续存在。马来西亚当局在移民设施中关押了2万多人，其中包括2000多名儿童。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对寻求庇护者进行“离岸处理”（offshore processing），过了11年后，仍有90人在瑙鲁，超过30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待处理。同时新法律剥夺了寻求庇护者的程序性权利。在斯里兰卡，包括儿童在内的116名罗兴亚难民被拘留在军事设施中，联合国难民署无法进入接触他们。在日本和台湾，政府继续允许在不透明的制度下进行无限期的移民拘留，并因条件恶劣和缺乏法律保障而受到批评。孟加拉国的情况急剧恶化。考克斯巴扎（Cox’s Bazar）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收容了100多万罗兴亚人，当地面临严重的援助削减和15万新增难民。尽管联合国发出紧急呼吁，但由于捐助方承诺的资金有限，难民营的基本服务面临崩溃。
整个亚太区的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激增。在柬埔寨，50多个诈骗园区贩运外国公民从事网络诈骗，而当局的打击缺乏透明度。缅甸仍然是一个人口贩运的热点，诈骗园区内有10万人遭拘留，武装团体强迫劳动和强制招募人员。尽管对施害者实施了制裁，但侵犯人权的行为依然存在。
各国政府必须终止驱回、任意拘留和人口贩运，确保安全的庇护程序，释放被非法扣留的人，并根据国际标准保障难民和移徙者的保护和尊严。
健康环境权
气候变化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孟加拉国，极端天气加剧了基于性别和种姓的歧视，使环卫工人陷入了脆弱的循环。图瓦卢（Tuvalu）和基里巴斯（Kiribati）的海平面上升继续迫使人们流离失所，威胁到住房权、健康权和文化认同权。在巴基斯坦，灾难性的洪水造成1000多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而热浪更达到摄氏49度，暴露了灾难应对方面的不足。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人们因飓风而面临致命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由于农村社区获得救济的机会有限，这些灾害对其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也引发了人们对气候相关灾害应对是否充分的质疑。根据官方数据，在10月和11月，印度首都新德里被评为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化石燃料扩张政策和能源转型项目的实施，继续侵犯原住民的权利。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了27名反对在东哈尔马黑拉（East Halmahera）开采镍矿的原住民行动者，凸显了传统土地面临的风险。日本政府在海外投资液化天然气项目，包括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此举因损害原住民哥威迅族（Gwich ‘in）和维特苏维特恩族（Wet’ suwet ‘en Nations）而受到批评。在澳大利亚，托雷斯海峡岛民的气候案件被驳回，这削弱了那些面临生存威胁的社区争取正义的努力。
治理不力使脆弱处境持续存在。马尔代夫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气候计划，但其中缺乏有力的人权保障措施，并阻碍了气候诉讼，从而削弱了文化权利和生计权利。马来西亚立法者为了优先与产业界进行磋商，推迟了一项气候法案；韩国政府仍维持不足的排放目标，也没有提出公正转型的方案。在中国，公众被严格限制参与环境决策，从而限制了问责制的落实。
歧视性的人口移徙政策加剧了气候不正义。奥特亚罗瓦-新西兰政府未能为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太平洋岛民提供适当的安置途径。这加剧了不平等情况、使家庭分离、侵犯了儿童权利，并增加了移徙者群体的脆弱性。
各国政府必须维护气候公正，停止化石燃料的扩张，保护原住民和边缘化社区，确保以人权为基础的气候政策，并确保为受气候影响而流离失所者提供安全迁移途径。
死刑
在亚太区大多数国家，死刑仍然根深蒂固，且死刑的适用往往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权标准。
两个国家在暂停执行死刑一段时间后，重新执行死刑。在日本，白石隆浩（Takahiro Shiraishi）被处以绞刑，这是日本三年来的第一次处决。该死刑执行因保密而受到谴责，被认为削弱了废除死刑的努力。在台湾，黄麟凯（Huang Lin-kai）于1月被处决，这是台湾自2020年以来首次执行死刑。尽管该案的上诉程序仍在进行，且外界对他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担忧。
在阿富汗，塔利班执行公开处决。报告显示，朝鲜政府继续对一些在国际上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执行死刑，例如分享外国媒体内容。同时对于一些远低于国际法和国际标准规定“最严重罪行”门槛的罪行适用死刑。此外，公开处决被用作控制工具。
中国当局继续对被指控犯有贿赂、欺诈和人口贩运罪的人判处死刑；至少有一起集中判刑案件引发了人们对侵犯公正审判权的担忧。在孟加拉国发生的多项死刑判决中，其中前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和其他政府官员在2024年的抗议镇压后，被特别法庭缺席审判，处以绞刑。马尔代夫政府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将毒品犯罪包括在内，取消了通过宽大处理减刑的可能性，并禁止在这些案件中达成认罪协议。
新加坡仍持续执行与毒品有关的处决，其中尽管国际社会强烈抗议，马来西亚国民潘尼尔（Pannir Selvam）仍被处决。越南出现了积极的改革，废除了对包括毒品运输在内的八种罪名的死刑，然而死刑诉讼缺乏正当程序和围绕死刑适用的保密性继续引发关切。马来西亚政府在2023年废除强制性死刑后，宣布将开展一项关于死刑及其废除问题的研究。
总体而言，这些发展呈现了鲜明的对比：部分国家在逐步推进改革，另一些国家则仍存在根深蒂固的死刑作法，其特点是保密、歧视以及将死刑政治工具化。
保留死刑的各国政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废除死刑，同时正式暂停执行死刑。
有罪不罚和获得真相、正义和赔偿的权利
法律和监督机构的系统性弱点，继续阻碍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正义。在阿富汗，塔利班废除了司法体系，实施了带有歧视性的伊斯兰教法，使公正审判几乎不可能实现。国家人权机构等监督机构仍处于停摆状态。在尼泊尔，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委员会的人事任命被批评为不透明且受政治干预，导致受害者团体发起抵制。在斯里兰卡，持续存在诸多障碍，包括总检察长被认为缺乏独立性；以及对新近发现的大规模墓地的挖掘程序存在缺陷，但这些案件仍未得到充分调查。在孟加拉国，检察官首次对涉及强迫失踪的军官进行指控，但对正当法律程序的担忧仍然存在，包括对前总理谢赫·哈西娜的死刑判决。
在一些情况下，国际问责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国际刑事法院对塔利班领导人基于性别的迫害发出逮捕令；联合国为阿富汗设立了一个调查机制。菲律宾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因危害人类罪被捕，并被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这是历史性的一步。
寻求真相和赔偿的机制仍然不足。斯里兰卡宣布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扩大了失踪人员办公室，但进展缓慢。与此同时，菲律宾与毒品有关的杀害以及对行动者的骚扰，以及斯里兰卡对泰米尔（Tamil）社区的监视，凸显了持续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
各国政府必须加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对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迅速、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进行公正审判，并确保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
妇女和女童的权利
性别和性权利在整个亚太区面临系统性挫折。在阿富汗，塔利班颁布法令禁止妇女受教育、工作和自由行动，强制执行马赫拉姆（Mahram）规则（男性监护人制度），并助长基于性别的暴力和童婚。在孟加拉国，针对平等继承权和婚内强奸刑事定罪的改革，遭到了大规模的抗议。据报道，在斐济、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激增；其中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对施害者提起的诉讼中存在被迫和解的情况。像朝泊蒂（Chhaupadi）这样的有害习俗在尼泊尔仍持续存在。该习俗迫使女性在月经期间隔离，通常是被迫待在不安全的小屋中。尽管进行了法律改革，但技术助长的性别暴力（如网络骚扰、未经同意分享亲密图像和深度伪造的性内容）在韩国依然持续存在。体制上的进展参差不齐——斯里兰卡政府宣布首次设立全国妇女事务委员会；但韩国的终止妊娠改革却停滞不前。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LGBTI）的权利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间性人（LGBTI）的权利面临敌意环境：在日本，法院在婚姻平等方面进展不均；在巴基斯坦，有记录显示跨性别者被杀害；在越南，国家施压导致骄傲游行被取消；中国收紧了对LGBTI相关内容的审查；香港未能通过伴侣关系立法，该法可为同性伴侣提供一些法律承认和保护。
各国政府必须终止基于性别、性取向、性别认同和表达的歧视，实施有效保护，并保证法律、政策和日常生活中的实质性平等。
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平民面临非法袭击的严重风险。在阿富汗，自杀式炸弹袭击、武装团体的爆炸性弹药以及巴基斯坦的跨境炮击均造成平民伤亡。在缅甸的空袭激增，且以学校和村庄为目标；“动力滑翔伞（paramotor）”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包括儿童；此外，援助物资被禁止进入反抗势力控制的地区。在柬埔寨与泰国冲突中，医院、房屋和佛塔遭到破坏。据报道，双方都实施了无差别攻击。随着虚假信息加剧紧张局势，且冲突各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流离失所和人道主义危机恶化。
各国政府必须制止非法袭击、保护平民、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并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