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今日发布的两份报告指出，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政府、工厂和全球时尚品牌依然持续压迫制衣工人、侵犯其劳工权利，并从中获利。
这两份报告——《缝制的代价：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制衣工人结社自由遭剥夺》（Stitched Up: Denial of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or Garment Workers in Bangladesh, India, Pakistan and Sri Lanka）和《被时尚遗弃：时尚品牌亟需捍卫工人权利》（Abandoned by Fashion: The urgent need for fashion brands to champion worker rights）——记录了制衣行业广泛存在的反工会现象，具体表现为雇主侵犯工人权利、骚扰工人或施加暴力。
时尚品牌、工厂主以及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结成的‘罪恶同盟’，正在支撑着一个以人权侵犯泛滥著称的行业。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 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
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表示：“时尚品牌、工厂主与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府之间结成的‘罪恶同盟’，正在支撑着一个以人权侵犯泛滥著称的行业。由于未能确保尊重制衣工人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该行业几十年来一直通过剥削工资极低、过度劳累且主要为女性的劳动力而蓬勃发展。这是对整个制衣行业商业模式的控诉，该模式为了满足主要为西方时尚公司股东的无情逐利，牺牲了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制衣工人的权利。”
这两份报告基于国际特赦组织在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期间开展的研究，包括涉及这四个国家20家工厂的88次采访。受访者包括64名工人、12名工会领袖和劳权行动者，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为女性。国际特赦组织还于2023年11月向德国、丹麦、日本、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和中国等9个国家的21家主要品牌和零售商发送了调查问卷，要求其提供有关人权政策、监督情况，以及在结社自由、性别平等和采购行为方面的具体行动信息。阿迪达斯（Adidas）、ASOS、迅销集团（Fast Retailing）、Inditex、奥托集团（Otto Group）和Primark提供了完整的回复。另有多家公司仅回复了部分信息，包括玛莎百货（M&S）和沃尔玛（Walmart）。而Boohoo、H&M、Desigual、Next和Gap等公司则未提供任何信息。
“经理对我们大吼，说我们如果加入工会就会被开除。”
全球制衣行业长期以来因其供应链和商业模式中的侵犯人权问题而受到密切关注。南亚工人（尤其是女性工人）因其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合同、贫困级工资、歧视和不稳定的工作条件，系统性地被剥夺了劳工权利。
当工人抗议时，他们遭到殴打、枪击和逮捕。
陶菲克（Taufiq*），孟加拉国一间劳工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
在所有这四个国家中，制衣工人均表示，来自雇主的报复威胁阻止了他们加入工会。所有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的工会组织者都描述了一种恐惧氛围——主管和工厂老板经常因工人加入工会或组织工会而对其进行骚扰、解雇和威胁，这明显侵犯了工人的结社自由权。
“当工人发声时，他们被忽视。当他们试图组织起来时，他们受到威胁或被解雇。最终，当工人抗议时，他们遭到殴打、枪击和逮捕，”孟加拉国劳工权利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陶菲克（Taufiq*）说道。
“人权侵犯每天都在发生，几乎在每家工厂都是如此”
这四个国家的政府利用多种手段阻止工人自行组织工会，或通过破坏工会、设置罢工权障碍（比如在“经济特区”内对工会组织的具体限制）以及用亲管理层的组织取代独立工会，以此剥夺工人的权利。
在孟加拉国，法律上的限制剥夺了许多进行大部分制衣生产的经济特区内工人的结社自由权。相反，工人被鼓励成立福利协会或委员会，但这些团体在组织和代表工人方面的能力有限。此外，当局会暴力镇压制衣工人的抗议活动，并将法律作为武器，惩罚参加主要为和平抗议的工人。
在印度，制衣行业有大量在工厂外从事刺绣或成衣整理工作的居家工人，根据该国劳动法，他们不被承认为雇员，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养老金、其他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护福利或工会会员资格。
在巴基斯坦，制衣工人在获得最低工资和工作合同方面面临日常挑战。由于缺乏正规的书面合同和监管，克扣工资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劳动法行政管理的权力下放，加上政府普遍的反工会压制措施，导致经济特区工人的结社自由权实际上被剥夺。
在斯里兰卡，自由贸易区的工人因过于复杂的行政措施而被剥夺了结社自由权，这些措施往往为组建工会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当工人设法组建工会时，由于当局未能保护他们免受工厂主的报复，他们会遭到骚扰、恐吓，甚至经常被解雇。
全球时尚品牌——政府压迫的重要盟友
时尚公司加剧了工人的脆弱性，因为它们没有履行其人权责任，而是将人权尽职调查和行为准则变成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它们任由不透明的供应链发展，并表现出一种倾向：即便某些政府或商业伙伴未能有效监督和改善恶劣的劳工条件，或积极压制结社自由，它们仍愿意从其手中采购劳动力。许多国家缺乏尽职调查立法，意味着品牌方无需为其供应链负责，从而纵容了一个榨取性和剥削性的行业。即使在存在尽职调查法律的地方，其实施和适用范围仍处于起步阶段。
国际法和国际标准，包括《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要求时尚公司通过在整个供应链中进行持续的人权尽职调查，识别并解决所有人权风险和影响。然而，在大多数制衣生产国，由于缺乏具有约束力的立法，导致侵犯工人权利的行为根植于供应链中，且当局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这些全球品牌总部所在国的政府也未能采取措施，防止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在海外侵犯人权。
由于全球供应链缺乏透明度，几乎没有证据可以确定人权政策是否在工厂层面得到了落实。所有接受调查的21家时尚品牌和零售商都制定了供应商行为准则、人权政策或相关原则，明确表示公司承诺保障工人的结社自由权。尽管品牌方声称在其供应链中保障结社自由，但国际特赦组织发现，在这四个国家的时尚公司供应链中，几乎不存在真正独立运作的工会。这种对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剥夺，仍在持续阻碍预防、减轻和补救供应链中人权侵害行为的努力。
“对于所有女性来说，诉诸司法的机会普遍十分渺茫……对于达利特（Dalit）女性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南亚制衣行业的大部分劳动力是女性，她们通常是农村移民或来自边缘化种姓。尽管女性工人数目庞大，但她们在工厂管理层中的代表性却严重不足，这通常反映了工厂之外的父权结构，以及社会中现存的阶级、族裔、宗教和种姓歧视。
女性制衣工人报告称在工作场所经常受到骚扰、袭击以及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然而，她们很少能讨回公道。在男性主导的工厂里，缺乏有效且独立的申诉机制，再加上国家对工会组织的限制，以及雇主对工人加入工会的威胁，这些因素都意味着她们的困境依然持续。
“我遭受了身体接触和言语辱骂，但管理层没人愿意听我的投诉，于是我号召其他女性联合起来。我多次因此遭到解雇威胁。”巴基斯坦拉合尔（Lahore）的工会组织者苏玛雅（Sumaayaa*）告诉国际特赦组织。
“结社自由是推动行业变革的关键”
正如联合国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特别报告员在其2016年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如果没有集会和结社权，工人就没有筹码来改变那些加剧贫困、助长不平等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委员会的说法，“工会权利、结社自由和罢工权，是引入、维持和捍卫公正与良好工作条件的关键手段。”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各国政府确保所有工人都能行使其结社自由权，包括能够在工厂层面组建和加入工会并参与集体谈判。各国还必须调查所有潜在违反劳动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行为。一旦发现违法行为，政府必须对雇主进行适当处罚（包括起诉），并确保受影响工人获得充分和及时的补救。
相关企业应紧急采取切实行动，保护其供应链中工人的权利，并支持增加女性工人的权力和能力。我们迫切需要建立强制性尽职调查机制，以确保品牌对其全球供应链中的工厂承担责任，并切实为遭受人权侵害的工人提供救济，同时防止未来发生类似侵害。
当务之急是为全球服装行业建立尊重人权的采购策略。
阿涅丝·卡拉马尔
“当务之急是为全球制衣行业建立尊重人权的采购战略。该战略必须保障真正的结社自由，惩处剥夺这一权利的行为，禁止针对工会的报复，并重新评估是否应继续从那些剥夺工人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的地区进行采购。”
“制衣行业的经济成功必须与工人权利的实现同步推进。结社自由是解决工人权利侵害的关键，必须对其加以保护、推动并捍卫。”
*为保护身份，人名均为化名。
阿什拉·丹德尼亚（Ashila Dandeniya）：公平对待工人，才能缔造公平时尚
我在制衣行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2001年，当时我在斯里兰卡科伦坡（Colombo）一家知名服装制造商担任质检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在完成A-Level考试后便进入了这个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在工厂设立的工人委员会（当时工厂没有工会）内部讨论工人面临的问题，这最终导致我被解雇。
我觉得这不公平，于是决定起诉工厂。我自学法律，了解自己的权利，并选择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结果我赢了！
当我拿到赔偿金时，我产生了一种信念：只要我们抗争，就能捍卫自己的权利。作为一名制衣工人，我继续关注并介入工人面临的问题，这最终促成了“斯里兰卡维权运动”（Stand Up Movement Lanka）的成立。
“工厂害怕我们的介入”
当我们收到有关不公平劳动行为或解雇的报告时，我们会努力确保正义得以伸张。然而，恐惧感随处可见。例如，一名工人因为穿着制服来访我们的办公室，结果在工作场所遭到报复。那时我们才意识到，工厂正在密切监视我们的办公室。每当有工人穿着制服前来找我们，工厂管理层第二天就会知道。他们害怕我们的介入。
我们致力于保护和推动工人权利相关的议题。制衣行业的工人为了实现他人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而他们自己的目标往往变成遥不可及的梦想。
工资通常取决于是否完成紧迫的生产指标，这意味着在车间里，如果有人休息或放慢速度，即便只是去洗手间，团队成员也会感到焦虑。这造成了一种有害的竞争，在工人之间产生不必要的敌意，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地在高压下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公司指标，以便能够支付下一顿饭的费用。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孩子的教育和营养需求，都取决于工资的多少。
在斯里兰卡的自由贸易区，劳动力主要由年轻、未婚的女性组成，她们从偏远贫困的村庄迁移而来，暂时居住在这些地区。在这些区域内，也有 LGBTQI 群体在工作。工人的工资等级通常由性别决定。大多数从事机器操作等低层级工作的都是女性，她们的工资较低。而在主管及以上的高薪职位中，女性身影则十分稀少。
有些人打着提供灵活工作安排的幌子，实际上剥削这些工人。这导致该行业日益非正规化，工作时间虽然减少，但仍要求工人完成指标。工人们还面临各种福利削减、工资降低，从而进一步陷入贫困。这种不幸的局面并非斯里兰卡制衣业独有，而是源于全球性的系统性问题。
“争取工人权利是一场区域性的战斗”
我们经常与类似区域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工会密切合作，并注意到各地的制衣工人往往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剥削。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区域层面上进行改善工人生活的努力，我们必须共同为此而战。
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制定基本原则以改善制衣工人的生活。然而，它们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时却忽视工人的需求，只关注投资者。这向工厂传递了一个信号：只要能为国家带来投资，剥削行为就是可以接受的。
全球时尚品牌也负有更大的责任，确保自身不与任何人权侵犯行为挂钩。为此，品牌应主动采取行动，确保其业务往来的工厂（即使只是间接往来）中的工人能够获得基本生活工资、其性别权利得到保障。为了落实对人权的承诺，这些品牌必须审查其劳动力来源，并对那些不允许成立工会、无法保障劳工权利的国家说“不”，直到情况发生改变。这种程度的介入才能真正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经常注意到，人们穿上时尚服饰时似乎感觉很好，但在这种满足感的背后，是无数工人的牺牲、血汗与泪水，而这些往往被遗忘。我呼吁大家在穿衣时反思这一点，问问自己是否清楚这些衣服在哪里、如何制造的，以及是否真的能够心安理得地穿上它们。
阿希拉·丹德尼亚（Ashila Dandeniya），45岁，曾是斯里兰卡的一名制衣工人，后来创立了“斯里兰卡维权运动”（Stand Up Movement Lanka）。该组织成立已有十余年，致力于保护和推动斯里兰卡工人的权利，并与南亚地区的工会合作。这些合作网络和工会在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的支持下，帮助工人团结起来、集体发声并争取自身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