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今日發布的兩份報告指出，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的政府、工廠和全球時尚品牌依然持續壓迫製衣工人、侵犯其勞工權利，並從中獲利。
這兩份報告——《縫製的代價：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製衣工人結社自由遭剝奪》（Stitched Up: Denial of Freedom of Association for Garment Workers in Bangladesh, India, Pakistan and Sri Lanka）和《被時尚遺棄：時尚品牌亟需捍衛工人權利》（Abandoned by Fashion: The urgent need for fashion brands to champion worker rights）——記錄了製衣行業廣泛存在的反工會現象，具體表現為僱主侵犯工人權利、騷擾工人或施加暴力。
時尚品牌、工廠老闆以及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之間結成的「罪惡同盟」，正在支撐著一個以廣泛人權侵犯著稱的行業。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 阿涅絲‧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
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涅絲‧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表示：「時尚品牌、工廠老闆與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政府之間結成的『罪惡同盟』，正在支撐著一個以廣泛人權侵犯著稱的行業。由於未能確保尊重製衣工人組建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該行業幾十年來一直透過剝削工資極低、過度勞累且主要為女性的勞動力而蓬勃發展。」
「這是對整個製衣行業商業模式的控訴，該模式為了滿足主要為西方時尚公司股東的無情逐利，犧牲了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製衣工人的權利。」
這兩份報告是基於國際特赦組織在2023年9月至2024年8月期間展開的研究，包括涉及這四個國家20家工廠的88次採訪。受訪者包括64名工人、12名工會領袖和勞權行動者，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者為女性。國際特赦組織還於2023年11月向德國、丹麥、日本、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和中國等9個國家的21家主要品牌和零售商發送了調查問卷，要求其提供有關人權政策、監管情況，以及在結社自由、性別平等和採購行為方面的具體行動資料。
Adidas、ASOS、迅銷集團（Fast Retailing）、Inditex、奧托集團（Otto Group）和Primark提供了完整的具體回覆。另有多家公司僅回覆了部分資料，包括馬莎百貨（M&S）和Walmart。而Boohoo、H&M、Desigual、Next和Gap等公司則未提供任何資料。
「經理對我們大吼，說我們如果加入工會就會被解僱。」
全球製衣行業長期以來因其供應鏈和商業模式中的侵犯人權問題而受到密切關注。南亞工人（尤其是女性工人）因其非正式和不穩定的合約、貧困級工資、歧視和不穩定的工作條件，系統性地被剝奪了勞工權利。
當工人抗議時，他們會遭到毆打、槍擊和逮捕。
陶菲克（Taufiq*），孟加拉一間勞工非政府組織的工作人員
在所有這四個國家中，製衣工人均表示，來自僱主的報復威脅阻止了他們加入工會。所有接受國際特赦組織採訪的工會組織者都描述了一種恐懼氛圍——主管和工廠老闆經常因工人加入工會或組織工會而對其進行騷擾、解僱和威脅，這明顯侵犯了工人的結社自由權。
「當工人發聲時，他們被忽視。當他們試圖組織起來時，他們受到威脅或被解僱。最終，當工人抗議時，他們遭到毆打、槍擊和逮捕，」孟加拉勞工權利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陶菲克（Taufiq*）說道。
「人權侵犯每天都在發生，幾乎在每家工廠都是如此」
這四個國家的政府利用多種手段阻止工人自行組織工會，或透過破壞工會、設置罷工權障礙（比如在「經濟特區」內對工會組織的具體限制）以及用親資方的組織取代獨立工會，以此剝奪工人的權利。
在孟加拉，法律上的限制剝奪了許多進行大部分製衣生產的經濟特區內工人的結社自由權。相反，工人被鼓勵成立福利協會或委員會，但這些團體在組織和代表工人方面的能力有限。此外，當局會暴力鎮壓製衣工人的抗議活動，並將法律作為武器，懲罰參加主要為和平抗議的工人。
在印度，製衣行業有大量在工廠外從事刺繡或成衣整理工作的居家工人，根據該國勞工法，他們不被承認為僱員，因此沒有資格獲得退休金、其他與就業相關的社會保障福利或工會會員資格。
在巴基斯坦，製衣工人在獲得最低工資和工作合約方面面臨日常挑戰。由於缺乏正規的書面合約和監管，剋扣工資現象普遍存在。此外，勞工法行政管理的權力下放，加上政府普遍的反工會壓制措施，導致經濟特區工人的結社自由權實際上被剝奪。
在斯里蘭卡，自由貿易區的工人因過於複雜的行政措施而被剝奪了結社自由權，這些措施往往為組建工會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當工人設法組建工會時，由於當局未能保護他們免受工廠東主的報復，他們會遭到騷擾、恐嚇，甚至經常被解僱。
全球時尚品牌——政府壓迫行徑的重要盟友
時尚公司加劇了工人的脆弱性，因為它們沒有履行其人權責任，而是將人權盡職調查和行為準則變成了「走過場」的形式主義。它們任由不透明的供應鏈發展，並表現出一種傾向：即便某些政府或商業夥伴未能有效監督和改善惡劣的勞工條件，或積極壓制結社自由，它們仍願意從其手中採購勞動力。許多國家缺乏盡職調查立法，意味著品牌方無需為其供應鏈負責，從而縱容了一個榨取性和剝削性的行業。即使在存在盡職調查法律的地方，其實施和適用範圍仍處於起步階段。
國際法和國際標準，包括《聯合國工商業與人權指導原則》和《經合組織跨國企業準則》，要求時尚公司透過在整個供應鏈中進行持續的人權盡職調查，識別並解決所有人權風險和影響。然而，在大多數製衣生產國，由於缺乏具有約束力的立法，導致侵犯工人權利的行為根植於供應鏈中，且當局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有意義的行動來解決這一問題。此外，這些全球品牌總部所在國的政府也未能採取措施，防止其管轄範圍內的企業在海外侵犯人權。
由於全球供應鏈缺乏透明度，幾乎沒有證據可以確定人權政策是否在工廠層面得到了落實。所有接受調查的21家時尚品牌和零售商都制定了供應商行為準則、人權政策或相關原則，明確表示公司承諾保障工人的結社自由權。儘管品牌方聲稱在其供應鏈中保障結社自由，但國際特赦組織發現，在這四個國家的時尚公司供應鏈中，幾乎不存在真正獨立運作的工會。這種對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的剝奪，仍在持續阻礙預防、減輕和補救供應鏈中人權侵害行為的努力。
「對於所有女性來說，訴諸司法的機會普遍十分渺茫…對於達利特（Dalit）女性來說更是難上加難。」
南亞製衣行業的大部分勞動力是女性，她們通常是農村移民或來自邊緣化種姓。儘管女性工人數目龐大，但她們在工廠管理層中的代表性卻嚴重不足，這通常反映了工廠之外的父權結構，以及社會中現存的階級、族裔、宗教和種姓歧視。
女性製衣工人報告稱在工作場所經常受到騷擾、襲擊以及身體虐待或性虐待。然而，她們很少能討回公道。在男性主導的工廠裡，缺乏有效且獨立的申訴機制，再加上國家對工會組織的限制，以及僱主對工人加入工會的威脅，這些因素都意味著她們的困境依然持續。
「我遭受了身體接觸和言語辱罵，但管理層沒人願意聽我的投訴，於是我號召其他女性聯合起來。我多次因此遭到解僱威脅。」巴基斯坦拉合爾（Lahore）的工會組織者蘇瑪雅（Sumaayaa*）告訴國際特赦組織。
「結社自由是推動行業變革的關鍵」
正如聯合國和平集會與結社自由權特別報告員在其2016年報告中所總結的那樣，「如果沒有集會和結社權，工人就沒有籌碼來改變那些加劇貧困、助長不平等的狀況……」根據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委員會的說法，「工會權利、結社自由和罷工權，是引入、維持和捍衛公正與良好工作條件的關鍵手段。」
國際特赦組織呼籲各國政府確保所有工人都能行使其結社自由權，包括能夠在工廠層面組建和加入工會並參與集體談判。各國還必須調查所有潛在違反勞工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行為。一旦發現違法行為，政府必須對僱主進行適當處罰（包括起訴），並確保受影響工人獲得充分和及時的補救。
相關企業應緊急採取切實行動，保護其供應鏈中工人的權利，並支持增加女性工人的權力和能力。我們迫切需要建立強制性盡職調查機制，以確保品牌對其全球供應鏈中的工廠承擔責任，並切實為遭受人權侵害的工人提供救濟，同時防止未來發生類似侵害。
當務之急是為全球服裝行業建立尊重人權的採購策略。
阿涅絲‧卡拉馬爾
「當務之急是為全球製衣行業建立尊重人權的採購策略。該策略必須保障真正的結社自由，懲處剝奪這一權利的行為，禁止針對工會的報復，並重新評估是否應繼續從那些剝奪工人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的地區進行採購。」
「製衣行業的經濟成功必須與工人權利的實現同步推進。結社自由是解決工人權利侵害的關鍵，必須對其加以保護、推動並捍衛。」
*為保護身分，人名均為化名。
阿什拉‧丹德尼亞（Ashila Dandeniya）：公平對待工人，才能締造公平時尚
我在製衣行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2001年，當時我在斯里蘭卡科倫坡（Colombo）一家知名服裝製造商擔任品質檢查員（QC）。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我在完成A-Level考試後便進入了這個行業。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在工廠設立的工人委員會（當時工廠沒有工會）內部討論工人面臨的問題，這最終導致我被解僱。
我覺得這不公平，於是決定起訴工廠。我自學法律，了解自己的權利，並選擇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結果我贏了！
當我拿到賠償金時，我產生了一種信念：只要我們抗爭，就能捍衛自己的權利。作為一名製衣工人，我繼續關注並介入工人面臨的問題，這最終促成了「斯里蘭卡維權運動」（Stand Up Movement Lanka）的成立。
「工廠害怕我們的介入」
當我們收到有關不公平勞動行為或解僱的報告時，我們會努力確保正義得以伸張。然而，恐懼感隨處可見。例如，一名工人因為穿著制服來訪我們的辦公室，結果在工作場所遭到報復。那時我們才意識到，工廠正在密切監視我們的辦公室。每當有工人穿著制服前來找我們，工廠管理層第二天就會知道。他們害怕我們的介入。
我們致力於保護和推動工人權利相關的議題。製衣行業的工人為了實現他人的目標而犧牲自己的生活，而他們自己的目標往往變成遙不可及的夢想。
工資通常取決於是否完成緊迫的生產指標，這意味著在工場裡，如果有人休息或放慢速度，即便只是去洗手間，團隊成員也會感到焦慮。這造成了一種有害的競爭，在工人之間產生不必要的敵意，因為他們日復一日地在高壓下工作。一切都是為了在短時間內完成公司指標，以便能夠支付下一頓飯的費用。他們的喜怒哀樂，以及孩子的教育和營養需求，都取決於工資的多少。
在斯里蘭卡的自由貿易區，勞動力主要由年輕、未婚的女性組成，她們從偏遠貧困的村莊遷移而來，暫時居住在這些地區。在這些區域內，也有 LGBTQI 群體在工作。工人的工資等級通常由性別決定。大多數從事機器操作等低層級工作的都是女性，她們的工資較低。而在主管及以上的高薪職位中，女性身影則十分稀少。
有些人打著提供靈活工作安排的幌子，實際上剝削這些工人。這導致該行業日益非正規化，工作時間雖然減少，但仍要求工人完成指標。工人們還面臨各種福利削減、工資降低，從而進一步陷入貧困。這種不幸的局面並非斯里蘭卡製衣業獨有，而是源於全球性的系統性問題。
「爭取工人權利是一場區域性的戰鬥」
我們經常與類似區域的公民社會組織和工會密切合作，並注意到各地的製衣工人往往以類似的方式受到剝削。因此，我們認為，必須在區域層面上進行改善工人生活的努力，我們必須共同為此而戰。
政府必須承擔責任，制定基本原則以改善製衣工人的生活。然而，它們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框架時卻忽視工人的需求，只關注投資者。這向工廠傳遞了一個訊號：只要能為國家帶來投資，剝削行為就是可以接受的。
全球時尚品牌也負有更大的責任，確保自身不與任何人權侵犯行為掛鉤。為此，品牌應主動採取行動，確保其業務往來的工廠（即使只是間接往來）中的工人能夠獲得基本生活工資、其性別權利得到保障。為了落實對人權的承諾，這些品牌必須審查其勞動力來源，並對那些不允許成立工會、無法保障勞工權利的國家說「不」，直到情況發生改變。這種程度的介入才能真正改善我們的生活。
我們經常注意到，人們穿上時尚服飾時似乎感覺很好，但在這種滿足感的背後，是無數工人的犧牲、血汗與淚水，而這些往往被遺忘。我呼籲大家在穿衣時反思這一點，問問自己是否清楚這些衣服在哪裡、如何製造的，以及是否真的能夠心安理得地穿上它們。
阿什拉‧丹德尼亞（Ashila Dandeniya），45 歲，原為斯里蘭卡一名成衣工人，其後創立「斯里蘭卡維權運動」（Stand Up Movement Lanka）。該組織成立逾十年，一直致力保障及推動斯里蘭卡工人的權利，並與南亞地區的工會合作。在國際特赦組織等機構的支持下，這些合作網絡與工會協助工人團結一致、集體發聲，爭取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