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投身人权运动的起点，是三沙迪大学（Trisakti University）校园里那片被鲜血染红的地面。
少年时期，母亲便带着我参与组织工作，帮助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当时，苏哈托（Suharto）仍在执政，腐败现象猖獗，政府严厉打压异见。我开始亲眼目睹社会中悬殊的贫富差距。到了1998年5月，民众的不满情绪达到顶点，印尼各地相继爆发学生示威。起初，我只是对社会不公感到越来越不安，随后逐渐投身这场运动。然而，1998年5月12日，四名三沙迪大学同学遭到杀害，才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将捍卫人权作为终身事业。
示威遭到残酷镇压后不久，我获任学生代表，加入军事警察调查小组，追查事件真相。正是在这段时间，我认识了人权活动人士穆尼尔·赛义德·塔利布（Munir Said Thalib），他后来成为我的导师。毕业后，穆尼尔说服我加入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
由于在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工作，我开始遭到一连串抹黑，企图破坏我的公信力。1999年，有人在公共场所散发传单，诬称我是“共产党员”或“犹太人的秘密特工”。一些与保守势力关系密切的刊物，包括《Majalah Garda》杂志，也散布有关我的谣言，刊登我的照片，暗示我并非一名“纯粹”的学生运动人士。没过多久，我和穆尼尔便开始收到死亡威胁，因为我们揭露了涉及军方高层人物的侵犯人权行为。
2001年，我获任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调查委员会成员，继续调查1998年至1999年间示威者遭杀害的事件，案件涉及权势显赫的陆军将领。不久后，母亲开始接到来历不明的电话，对方指控我是反穆斯林活动人士。随后，两名军官甚至未经邀请便登门拜访，试图用金钱收买我们，要求我停止人权工作。
悲剧降临，恐吓仍在继续
我的人权工作变得越来越危险。2002年3月，一群暴徒袭击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办公室，四处寻找我和穆尼尔。当时，穆尼尔给了我一件防弹衣，让我保护自己，并协助我暂时移居荷兰。
令人悲痛的是，2004年9月，穆尼尔在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上遭人投毒，以砷中毒的方式杀害。当时，我在调查穆尼尔遇害案的事实调查小组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继续受到恐吓。两名涉嫌参与这起谋杀案的高级情报官员，先后于2005年和2008年以刑事诽谤罪起诉我。
2016年加入国际特赦组织后，我意识到，国家机器用来恐吓人权捍卫者的手段依然存在，而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总统执政期间，过去的威权打压手段卷土重来，并在数字时代变本加厉。2025年初，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涅丝·卡拉马尔（Agnès Callamard）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印尼威权主义做法日益根深蒂固表达担忧。此后，我接到一名政界高层人士的电话。他向我发送阅后即焚的语音消息，辱骂我是“外国走狗”。
几周后，即3月15日，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的活动人士发起抗议，打断了国会议员的一场闭门会议。当时，议员们正在讨论修订《军事法》，拟允许军人担任文职职务。
“我和妻子躲到家里一个僻静的角落，不想让孩子听见”
示威过后不久，同一名政界人士再次打电话给我。他厉声喝道：“你这个外国走狗，现在在哪里？我现在就要杀了你！”他指控我策划了失踪者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的抗议行动。
几天后，全国各地爆发反对修订《军事法》的示威活动，同一名政界人士又打电话来，指控我在幕后策动这些抗议。我和妻子只好躲到家里一个僻静的角落，收听他发来的阅后即焚语音消息，以免孩子听见。
与此同时，军方也针对我发起了有组织的虚假信息攻势。2025年3月23日，与四个军事单位有关联的Instagram账号发布视频，散布不实指控，声称人权捍卫者和记者是企图破坏印尼主权的“外国代理人”。视频点名了几个人士，包括我在内，诬称我们就是这些所谓的外国代理人。
这种污名化手法并不新鲜。我刚开始参与人权运动时，就被贴上“共产党员”或“犹太特工”的标签；如今，换成了“外国代理人”这个污名。这些手段刻意利用虚假信息转移公众视线，让人们忽视腐败和国家暴力等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
Meta公司助长伤害
这些抹黑行动给我的心理造成了沉重打击。就连儿时的朋友也收到了这些视频，还发消息问我为什么会变成外国代理人。这让我变得疑神疑鬼，忍不住担心是否有人相信这些谎言，甚至可能伤害我和我的家人。
Meta也助长了这些伤害。以我的遭遇为例，Meta允许军方利用Instagram散布针对我的虚假信息。即使我们已经提交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说明相关内容对人权造成的影响，Meta仍然没有删除这些内容。
显然，我至今仍是军方重点针对的对象。2026年3月，积极反对修订《军事法》的知名倡议人士安德烈·尤努斯（Andrie Yunus），在雅加达市中心遭军官泼洒强酸，受到严重伤害。后来，我通过执法部门的人脉得知，并从《Tempo》的调查报道中获得进一步证实，安德烈并非唯一的袭击目标。我的名字也出现在同一份暗杀名单上。
尽管经历了这一切，我仍然拒绝向恐惧低头。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我的家人，是童年时母亲带领我走上人权运动道路的回忆，也是和朋友一起演奏音乐带给我的慰藉。
有一天，我和妻子说，我们很想看看一片湛蓝的天空。在雅加达这样一个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想看到这样的蓝天并不容易。于是，我们决定一直开车，不管要走多远都要找到它。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蓝天。虽然路途遥远，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和其他1998年的学生运动人士一样，我一直梦想着印尼拥有更加光明的未来，让所有人的人权都得到尊重。我们曾经并肩抗争，也取得过不少成果。如今，威权统治的做法令人痛心地再次出现，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继续前行，不断努力，直到再次看到那片清澈湛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