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特赦組織印尼分會執行總監烏斯曼・哈米德（Usman Hamid）多年來一直致力捍衛人權。然而，當局針對他、企圖令他噤聲的騷擾和恐嚇行動從未停止，在數碼時代更演變出新的打壓手段。
我投身人權運動的起點，是三沙迪大學（Trisakti University）校園內，染紅路面的鮮血。
年少時，母親便帶着我參與組織工作，協助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士。當時，蘇哈托（Suharto）仍然執政，貪污腐敗猖獗，政府嚴厲打壓異見。我開始親眼目睹社會存在的巨大貧富差距。到了1998年5月，民眾的不滿情緒終於爆發，印尼各地相繼爆發學生示威。起初，我只是對社會不公感到愈來愈不安，後來逐漸投入這場運動。然而，1998年5月12日，四名三沙迪大學同學遭殺害，才真正令我下定決心，終身投身人權工作。
警方和軍方殘暴鎮壓示威後不久，我獲委任為學生代表，加入軍事警察調查小組，追查事件真相。正是在這段期間，我認識了人權活動人士穆尼爾・賽義德・塔利布（Munir Said Thalib），他後來成為我的導師。畢業後，穆尼爾說服我加入失蹤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員會（KontraS）。
由於在失蹤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員會的工作，我開始面對一連串針對我的抹黑行動，企圖摧毀我的公信力。1999年，有人在公共場所派發傳單，誣指我是「共產黨員」或「猶太人的秘密特務」。與保守勢力有關連的刊物，包括《Majalah Garda》雜誌，也散播有關我的謠言，刊登我的照片，暗示我並非「純粹」的學生運動人士。沒多久，我和穆尼爾便開始收到死亡恐嚇，原因是我們揭露了涉及軍方高層人物的人權侵害事件。
2001年，我獲委任加入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的調查委員會，繼續調查1998至1999年間示威者遭殺害的事件，當中牽涉權勢顯赫的陸軍將領。不久後，母親開始接到來歷不明的電話，對方指控我是反穆斯林活動人士。其後，兩名軍官更未經邀請便登門拜訪，提出以金錢利誘我們，要求我停止人權工作。
悲劇降臨，恐嚇從未停止
我的人權工作愈來愈危險。2002年3月，一群暴徒襲擊失蹤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員會辦事處，四處尋找我和穆尼爾。當時，穆尼爾交給我一件防彈衣，讓我保護自己，並協助我暫時移居荷蘭。
令人痛心的是，2004年9月，穆尼爾在飛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上遭人以砷毒殺害。當時，我在調查穆尼爾遇害事件的事實調查小組中擔當重要角色，因此繼續受到恐嚇。兩名涉嫌參與謀殺、身居高位的情報官員，先後於2005年和2008年入稟法院，以刑事誹謗罪起訴我。
2016年加入國際特赦組織後，我發現，國家機器用來恐嚇人權捍衛者的手段依然存在，而且已經大幅演變。
在普拉博沃・蘇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總統執政下，昔日的威權打壓手段捲土重來，而且在數碼世界變本加厲。2025年初，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阿涅絲・卡拉馬爾（Agnès Callamard）接受傳媒訪問，對印尼威權管治手段日益根深蒂固表達憂慮後，我接到一名政界高層人士來電。他傳給我一些限時收聽的語音訊息，辱罵我是「外國走狗」。
幾星期後，即3月15日，失蹤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員會的社運人士發起抗議，打斷國會議員一場閉門會議。當時，議員正商討修訂《軍事法》，讓軍人可以出任文職職位。
「我和太太躲到屋內一個僻靜角落，不想讓孩子聽見」
示威過後不久，同一名政界人士再次致電給我。他大聲喝罵：「你這個外國走狗，現在在哪裏？我要殺了你！」他指控我策劃了失蹤者及暴力受害者委員會的抗議行動。
幾天後，全國各地爆發反對修訂《軍事法》的示威，同一名政界人士又打電話來，指控我在背後策動這些抗議。我和太太只好躲到屋內一個僻靜角落，收聽他傳來的限時語音訊息，以免孩子聽見。
與此同時，軍方也針對我發動有組織的假資訊攻勢。2025年3月23日，四個軍事單位相關的Instagram帳戶發布影片，散播不實指控，聲稱人權捍衛者和記者是企圖破壞印尼主權的「外國代理人」。影片點名了數名人士，包括我在內，指我們就是這些所謂的外國代理人。
這類污名化的說法並非新鮮事。我剛開始參與人權運動時，便被標籤為「共產黨員」或「猶太特務」；今天，換成了「外國代理人」這個污名。這些手段刻意利用假資訊，轉移公眾視線，令大家忽略貪污腐敗、國家暴力等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
Meta公司助長傷害
這些抹黑行動對我的心理造成沉重打擊。就連兒時的朋友也收到這些影片，傳訊息問我為甚麼會變成外國代理人。這令我變得疑神疑鬼，不禁擔心外面是否有人相信這些謊言，甚至會傷害我和我的家人。
Meta也助長了這些傷害。以我的個案為例，Meta容許軍方利用Instagram散播針對我的假資訊。即使我們已提交詳盡的調查結果，說明相關內容對人權造成的傷害，Meta仍然沒有將這些內容移除。
顯然，我至今仍是軍方鎖定的主要目標。2026年3月，積極反對修訂《軍事法》的知名倡議者安德烈・尤努斯（Andrie Yunus），在雅加達市中心遭軍官以強酸襲擊，傷勢嚴重。其後，我透過執法部門的人脈得知，並在《Tempo》的調查報道中獲得進一步證實，安德烈並非唯一的襲擊目標。我的名字也在同一份暗殺名單上。
儘管經歷了這一切，我仍然拒絕向恐懼低頭。支撐我堅持下去的，是我的家人，是童年時母親帶領我走上人權運動道路的回憶，也是和朋友一起玩音樂所帶來的慰藉。
有一天，我和太太說，我們很想看看一片湛藍的天空。在雅加達這個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要看到這樣的天空並不容易。於是，我們決定一直開車，無論要走多遠都不放棄。最後，我們終於看到了那片一直尋找的藍天。雖然車程漫長，但一切都值得。
和其他1998年的學生運動人士一樣，我一直夢想印尼能有更光明的未來，讓所有人的人權都得到尊重。我們曾經並肩抗爭，也取得過不少成果。今天，威權統治的手段令人痛心地再次出現，但這只說明我們的工作尚未完成。我們必須繼續前行，繼續努力，直至再次看見那片清澈湛藍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