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在「709大抓捕」，中國當局大規模鎮壓全國數百名人權律師及人權捍衛者。
11年後打壓依然持續。我們訪問了其中一位律師趙威，希望通過她的經歷，來記錄這一標誌性事件：
2015年7月10日午後，我被帶走了。前一晚，我已經預感到危險臨近——王宇律師被捕的消息在圈子裡傳開，我對室友低聲說：「如果我也被抓了，請你幫我告訴朋友。」那一刻，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但當警察真的闖進來時，我還是震驚了。我只是一個剛入行不到一年的助理，沒想到輪到我會這麼快。
我被關押在一個與外界完全隔絕的地方，名為「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那裡有一扇特製的窗，始終封閉，既不透光，也看不見外面的世界。房間裡只有白熾燈日夜長亮，讓人失去時間感，分不清白天黑夜。
我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間裡等待提審。他們讓我坐在一張增高的圓凳上，雙腳無法著地。他們輪番上陣，不斷重複問題，逼我承認我和李和平律師「顛覆國家政權」。我拒絕，他們就加重審訊並剝奪睡眠。有時我整夜不能閉眼，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冰冷的地板上，連上廁所的時間都被嚴格限制。
他們不是一次性逼供，而是反覆地、系統地進行心理戰。他們希望我形成條件反射——只要認罪，待遇就稍微好一點，比如飯菜不那麼差，警察語氣不那麼兇；但如果我反抗，審訊就更長，生活條件就更糟。我開始意識到，他們不是在問我問題，而是在訓練我屈服。而這種條件反射對我個人影響很大，以至於在後面很長時間，有陌生人拜訪我，敲門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警察來了。
而我的房間裡始終有兩名警察，一米之內不離身。他們不僅管控我的行為，甚至記錄我的表情。我哭了，他們記下；我沉默，他們也記下。這些記錄會被匯報給上級，用來評估我的心理狀態是否「瓦解」。
審訊是日復一日的折磨。他們不只是問問題，而是用疲勞、羞辱、飢餓、寒冷、和恐懼，一點點瓦解我的意志。有一次，我近三天幾乎沒合眼，只能坐在增高的圓凳上，頭暈目眩，心跳加速。
到了第三個月，我開始崩潰。我意識到，如果我不認罪，我可能永遠無法離開這個地方。
我開始害怕自己會死在這裡——警察冷冷地說：「沒有人知道你在這兒，如果你死了，外界也不會知道。」
直到被取保候審後，我才知道外界對我們的關注有多麼廣泛。但在被關押的日子裡，我只知道，我必須活下去，而認罪，是我唯一的選擇。
那六個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黑夜。我並不期待未來成為一個年輕的政治犯，只是一個有樸素的正義感來參與維權律師工作的普通人。
在認罪與翻供之間，我反覆掙扎
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六個月裡，我經歷了極度的孤立與恐懼。那是一個秘密羈押場所，對社會完全不公開，外界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兒。警察冷冷地說：「如果你死了，沒人會知道。」那一刻，我真的相信自己可能會在這個世界上悄無聲息地消失。於是，在酷刑和心理戰的重壓下，我選擇了認罪——不是因為我相信自己有罪，而是因為我想活下去。
但當我被轉移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後，一切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那裡至少是一個「被法律承認」的地方，警察說會通知我的父母，我開始覺得，或許外界終於知道我在哪兒了。那一刻，我心裡升起了強烈的翻供欲望。我想推翻之前在酷刑下被迫說出的那些話，告訴檢察官，那不是我的真實意願。
我每天都在等待檢察官的訊問，幻想自己能在那個時刻說出真相。我甚至在心裡一遍遍排練我要說的話。但現實是殘酷的——我從未等到那個機會。警察偶爾來審訊，只是重複那些認罪的內容，像是在提醒我：「你已經走上這條路了，別想回頭。」
我的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我承認自己持不同政見並主張和平轉型，但我否認自己構成任何犯罪。另一方面，我明白，一旦在他們設定的框架內作出「承認」，就可能面臨漫長的刑期。我害怕再次被單獨關押，害怕酷刑重來，害怕未來的每一天都在黑暗中度過。
有時我鼓起勇氣，決定翻供；但過幾天，又被恐懼擊垮。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承受更嚴重的後果，也不知道認罪是否真的能換來寬大處理。警察說：「領導滿意了，你就能早點出來。」但我不敢相信他們的話——這可能只是另一個陷阱。
在認罪與翻供之間，我反覆掙扎。希望和恐懼交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把我困在其中，動彈不得。
軟禁之下，我與世界斷了聯繫
從看守所出來後，我並沒有真正獲得自由。取保候審後的一個月，我和父母被軟禁在天津公安培訓中心的山上。那是一處武警的內部設施，像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遠離城市喧囂，也遠離所有我熟悉的人。沒有網絡，沒有手機，我像被藏起來一樣，連我最親密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哪裡。
每天的生活都在警察的注視下進行。他們記錄我和父母的每一個動作，甚至我寫在廁紙上的字條也被隱秘攝像頭拍下。剛開始我以為這樣能避開監聽，卻沒想到他們無處不在。我開始懷疑，連我呼吸的節奏都在他們的掌控之中。
後來我們被轉移到天津河西區的一家賓館，依然在監控之下。有一次我趁警察疏忽，從餐廳回賓館的路上逃進了便利店，又在街頭輾轉躲避，藏了三個小時。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短暫「逃離」。警察後來給了我一部手機，說是怕我「迷路」時能聯繫他們。但我知道，那只是另一種控制。
我一直在掙扎：想發聲，卻又怕連累父母。他們不是維權者，只是深愛我的普通人。被迫認罪讓我長期承受痛苦與慚愧，我甚至一度想回到監獄，只為證明我無意背叛。但最終，我選擇了沉默一段時間，直到2017年4月，我終於寫下那篇公開信，向709的同伴們說出我的心聲。
我不是孤身一人：國際聲援帶來的微光
剛被關押時，看守我的女警對我態度極其冷漠。她不看我的眼睛，也不回應我的話語，仿佛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危險的罪犯」。後來她告訴我，培訓時領導明確說：「這些人不是嫌疑人，是罪犯。」她甚至一度猜測我是某個高官的情婦——因為她完全不知道我為何被抓。
那段時間，我感受到的是徹底的否定和敵意。她遞飯時動作粗暴，語氣裡充滿不屑。但一段時間後，氣氛開始發生微妙變化。有一天，她在換崗前突然問我：「你真的只是做律師助理嗎？」我點頭，她沉默了一會兒，說：「我在網上看到一些關於你們的報道……」
我看得出她開始動搖了。她不再用命令的口吻對我說話，偶爾還會主動問我身體狀況。她不再像之前那樣把我當成「敵人」，而是開始以一個「人」的角度看待我。
我知道，這種轉變不是因為我說了什麼，而是因為外界的聲音傳進來了。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的聲明，媒體的報道，甚至社交平台上的討論，都讓她意識到：我們不是罪犯，而是被打壓的人權捍衛者，是這個國家的良心犯。
這種態度的變化雖然微小，卻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在那段孤立無援的日子裡，我被剝奪了律師會見和正常通訊的權利，無法接觸書籍與新聞。孤立讓我幾近窒息。但就在這沉默中，我感受到回應——世界在注視，在發聲。這些關注和聲援，成了我黑暗中堅持下去的微光。
出獄後，我才真正看到那些來自聯合國、國際NGO、各國政府的聲明和聲援。當時多方預期判決從重，在國際持續關注下，官方處理最終趨於緩和；羈押期間的不當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斂，國際關注保護了我的生命與尊嚴。
2018年的修憲，使我徹底絕望；加之自身的遭遇，我最終選擇流亡。但真正讓我重新燃起希望的，是白紙運動。那時我已身在美國，看到中國年輕人舉起白紙，在街頭發聲，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他們沒有經歷我們那樣的牢獄之災，卻依然選擇站出來。這讓我相信，中國的未來並不只是黑暗。
我重新投入人權工作，為仍在堅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因為我知道，我們不是孤身一人。國際社會的關注、國內年輕人的覺醒，都是照亮黑暗的微光。我會繼續做應當做的事，哪怕前路仍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