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在’709大抓捕’，中国当局大规模镇压全国数百名人权律师及人权捍卫者。
11年后打压依然持续。我们访问了其中一位律师赵威，希望通过她的经历，来记录这一标志性事件：
2015年7月10日午后，我被带走了。前一晚，我已经预感到危险临近——王宇律师被捕的消息在圈子里传开，我对室友低声说：“如果我也被抓了，请你帮我告诉朋友。”那一刻，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重，但当警察真的闯进来时，我还是震惊了。我只是一个刚入行不到一年的助理，没想到轮到我会这么快。
我被关押在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名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那里有一扇特制的窗，始终封闭，既不透光，也看不见外面的世界。房间里只有白炽灯日夜长亮，让人失去时间感，分不清白天黑夜。
我每天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提审。他们让我坐在一张增高的圆凳上，双脚无法着地。他们轮番上阵，不断重复问题，逼我承认我和李和平律师“颠覆国家政权”。我拒绝，他们就加重审讯并剥夺睡眠。有时我整夜不能闭眼，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冰冷的地板上，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制。
他们不是一次性逼供，而是反复地、系统地进行心理战。他们希望我形成条件反射——只要认罪，待遇就稍微好一点，比如饭菜不那么差，警察语气不那么凶；但如果我反抗，审讯就更长，生活条件就更糟。我开始意识到，他们不是在问我问题，而是在训练我屈服。而这种条件反射对我个人影响很大，以至于在后面很长时间，有陌生人拜访我，敲门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警察来了。
而我的房间里始终有两名警察，一米之内不离身。他们不仅管控我的行为，甚至记录我的表情。我哭了，他们记下；我沉默，他们也记下。这些记录会被汇报给上级，用来评估我的心理状态是否“瓦解”。
审讯是日复一日的折磨。他们不只是问问题，而是用疲劳、羞辱、饥饿、寒冷、和恐惧，一点点瓦解我的意志。有一次，我近三天几乎没合眼，只能坐在增高的圆凳上，头晕目眩，心跳加速。
到了第三个月，我开始崩溃。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认罪，我可能永远无法离开这个地方。
我开始害怕自己会死在这里——警察冷冷地说：“没有人知道你在这儿，如果你死了，外界也不会知道。”
直到被取保候审后，我才知道外界对我们的关注有多么广泛。但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只知道，我必须活下去，而认罪，是我唯一的选择。
那六个月，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黑夜。我并不期待未来成为一个年轻的政治犯，只是一个有朴素的正义感来参与维权律师工作的普通人。
在认罪与翻供之间，我反复挣扎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六个月里，我经历了极度的孤立与恐惧。那是一个秘密羁押场所，对社会完全不公开，外界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警察冷冷地说：“如果你死了，没人会知道。”那一刻，我真的相信自己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消失。于是，在酷刑和心理战的重压下，我选择了认罪——不是因为我相信自己有罪，而是因为我想活下去。
但当我被转移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后，一切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那里至少是一个“被法律承认”的地方，警察说会通知我的父母，我开始觉得，或许外界终于知道我在哪儿了。那一刻，我心里升起了强烈的翻供欲望。我想推翻之前在酷刑下被迫说出的那些话，告诉检察官，那不是我的真实意愿。
我每天都在等待检察官的讯问，幻想自己能在那个时刻说出真相。我甚至在心里一遍遍排练我要说的话。但现实是残酷的——我从未等到那个机会。警察偶尔来审讯，只是重复那些认罪的内容，像是在提醒我：“你已经走上这条路了，别想回头。”
我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我承认自己持不同政见并主张和平转型，但我否认自己构成任何犯罪。另一方面，我明白，一旦在他们设定的框架内作出“承认”，就可能面临漫长的刑期。我害怕再次被单独关押，害怕酷刑重来，害怕未来的每一天都在黑暗中度过。
有时我鼓起勇气，决定翻供；但过几天，又被恐惧击垮。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承受更严重的后果，也不知道认罪是否真的能换来宽大处理。警察说：“领导满意了，你就能早点出来。”但我不敢相信他们的话——这可能只是另一个陷阱。
在认罪与翻供之间，我反复挣扎。希望和恐惧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把我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软禁之下，我与世界断了联系
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取保候审后的一个月，我和父母被软禁在天津公安培训中心的山上。那是一处武警的内部设施，像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远离城市喧嚣，也远离所有我熟悉的人。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我像被藏起来一样，连我最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每天的生活都在警察的注视下进行。他们记录我和父母的每一个动作，甚至我写在厕纸上的字条也被隐秘摄像头拍下。刚开始我以为这样能避开监听，却没想到他们无处不在。我开始怀疑，连我呼吸的节奏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后来我们被转移到天津河西区的一家宾馆，依然在监控之下。有一次我趁警察疏忽，从餐厅回宾馆的路上逃进了便利店，又在街头辗转躲避，藏了三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短暂“逃离”。警察后来给了我一部手机，说是怕我“迷路”时能联系他们。但我知道，那只是另一种控制。
我一直在挣扎：想发声，却又怕连累父母。他们不是维权者，只是深爱我的普通人。被迫认罪让我长期承受痛苦与惭愧，我甚至一度想回到监狱，只为证明我无意背叛。但最终，我选择了沉默一段时间，直到2017年4月，我终于写下那篇公开信，向709的同伴们说出我的心声。
我不是孤身一人：国际声援带来的微光
刚被关押时，看守我的女警对我态度极其冷漠。她不看我的眼睛，也不回应我的话语，仿佛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危险的罪犯”。后来她告诉我，培训时领导明确说：“这些人不是嫌疑人，是罪犯。”她甚至一度猜测我是某个高官的情妇——因为她完全不知道我为何被抓。
那段时间，我感受到的是彻底的否定和敌意。她递饭时动作粗暴，语气里充满不屑。但一段时间后，气氛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有一天，她在换岗前突然问我：“你真的只是做律师助理吗？”我点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你们的报道……”
我看得出她开始动摇了。她不再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话，偶尔还会主动问我身体状况。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把我当成“敌人”，而是开始以一个“人”的角度看待我。
我知道，这种转变不是因为我说了什么，而是因为外界的声音传进来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的声明，媒体的报道，甚至社交平台上的讨论，都让她意识到：我们不是罪犯，而是被打压的人权捍卫者，是这个国家的良心犯。
这种态度的变化虽然微小，却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在那段孤立无援的日子里，我被剥夺了律师会见和正常通讯的权利，无法接触书籍与新闻。孤立让我几近窒息。但就在这沉默中，我感受到回应——世界在注视，在发声。这些关注和声援，成了我黑暗中坚持下去的微光。
出狱后，我才真正看到那些来自联合国、国际NGO、各国政府的声明和声援。当时多方预期判决从重，在国际持续关注下，官方处理最终趋于缓和；羁押期间的不当待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收敛，国际关注保护了我的生命与尊严。
2018年的修宪，使我彻底绝望；加之自身的遭遇，我最终选择流亡。但真正让我重新燃起希望的，是白纸运动。那时我已身在美国，看到中国年轻人举起白纸，在街头发声，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他们没有经历我们那样的牢狱之灾，却依然选择站出来。这让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并不只是黑暗。
我重新投入人权工作，为仍在坚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孤身一人。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内年轻人的觉醒，都是照亮黑暗的微光。我会继续做应当做的事，哪怕前路仍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