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1989年6月4日，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地区向和平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工人及其他民众开火。这场始于4月的示威活动，其诉求为结束腐败、加强政治问责，并尊重包括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在内的基本权利。抗议者大规模集结，通过游行、静坐和绝食等方式表达诉求，整体上以和平方式进行。
军队动用实弹和装甲车进入市区，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在此次镇压中丧生，其中包括学生、工人、儿童和老年人，另有更多人在暴力镇压中受伤。
事后，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镇压行动，数以万计的人被逮捕、拘留或监禁，许多人遭到严厉判刑。在之后数十年间，中国政府对有关这一事件的公共讨论实施严格审查，试图将六四事件从集体记忆中抹去。尽管如此，世界各地仍不断有人举行六四纪念活动，呼吁追寻真相、伸张正义与问责。
2026年，据报当局首次禁止“六四”遇难者家属前往墓地悼念亲人，凸显出镇压正在进一步加剧。
欢迎加入我们，一同纪念六四，并表达对活动人士的支持与声援。
当年“八九民运”的诉求是什么？
1989年4月，北京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提出一系列诉求，核心围绕政治与经济改革，同时包括反腐败、反审查以及保障基本权利等要求。在随后数周内，这些诉求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从退休人员、退伍军人到农民等各阶层群体纷纷响应。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了在中国各地举行的和平示威。
尽管中国当局持续施压、试图劝阻，但示威者并未退却。随着北京局势日益紧张，1989年5月20日当局宣布戒严。1989年6月3日夜间，全副武装的部队及数百辆装甲车进入市中心，试图“清场”，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者。
有多少人遇害？
中国当局于1989年6月底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称：“在这场动乱中，3000多名平民受伤，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学生。” 报告还称有数十名士兵死亡。尽管确切数字至今仍不得而知，但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被严重低报。
中国政府有何回应？
军事镇压后，当局立即展开对参与示威者的追捕。许多参与者被拘留、遭受酷刑，或在缺乏公正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刑。大量人员被以“反革命”罪名起诉。
在镇压后的数十年里，有关六四事件的一切讨论在中国均受到严格审查，当局实际上试图将其从历史中抹去。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公开纪念甚至仅仅提及六四事件都是被禁止的。
自1989年至今，中国大陆的活动人士只要纪念遇难者、呼吁释放在押人员，或批评政府在天安门镇压中的行为，便可能被以“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等罪名拘留和起诉。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在镇压前后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也未追究任何涉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正义变得越来越难以伸张。
谁曾试图在中国纪念六四？
中国大陆长期禁止纪念六四。尽管存在风险，遇难者家属、幸存者和人权捍卫者仍不断努力铭记这一日子。
“天安门母亲”等群体多年来持续自行统计遇难人数，并要求政府全面交代死亡真相、依法赔偿以及调查刑事责任。这样的行动类似于阿根廷的“五月广场母亲”或土耳其的“星期六母亲”。但由于这些倡导，她们长期遭受恐吓、骚扰、软禁等旨在打压她们的措施。随着成员逐渐年迈，这场“记忆的抗争”面临消逝的风险。
民间社会团体和活动人士也试图通过记录与保存资料来维护六四的公共记忆。例如，在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到一次当局的大规模打压行动，其中至少有66人因参与六四纪念活动而被拘留、软禁、被迫离开北京或失踪。当局打压的对象包括活动人士、律师，甚至“天安门母亲”中的年长成员，显示出其阻止任何六四纪念活动的决心。
除了个人证词外，活动人士还试图以更具创意的方式保存记忆，例如建立档案、在GitHub上分享信息，或出售带有六四事件隐喻的白酒（“白酒”与六四事件发生的年份“八九”谐音）。然而，这些努力大多迅速遭到打压，包括网络审查和毫无根据的刑事指控。
“天安门母亲”由包括退休大学教授丁子霖在内的多位遇难者亲属发起成立，是一个由128名人权捍卫者组成的群体——成员主要为女性，她们的子女或其他近亲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夜间，于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遇难。多年来，“天安门母亲”一直站在运动前线，争取为当年死难者家属及伤者维护权利。（图片来源：第三方）
香港的六四纪念情况如何？
1990年至2019年间，每年6月4日，数万至数十万人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晚会，悼念遇难者。他们同时会在晚会上呼吁中国政府披露真相，并为造成的死亡承担责任。这些经地方当局允许的和平集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唯一的大规模六四纪念活动。
但在2020年和2021年，香港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相关六四集会。此后，《香港国安法》和“23条立法”等压制性新法律，使和平抗议在事实上被刑事化。香港的六四烛光晚会在过去30年间一直由公民社会团体“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主办。该组织的领导层在《香港国安法》下成为打压目标，并于2026年受审。
自2019年以来，香港已不再举行任何正式的烛光悼念活动，试图举办相关活动的活动人士面临被监禁的风险。然而，世界各地许多城市仍会点燃蜡烛，以悼念1989年北京镇压中的遇难者，并声援香港。
国际特赦组织采取了哪些行动？
国际特赦组织持续呼吁为六四事件中的遇难者、被不公正监禁者以及因纪念该事件而遭打压的人士伸张正义。
国际特赦组织针对用于将基本自由定为犯罪的法律框架开展研究，重点涵盖中国大陆，并逐渐将研究延伸至香港；同时，国际特赦组织与包括多边机构和政府官员在内的广泛利益相关方开展倡导工作。此项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推动中国在法律与实践层面的改革，使国内以及身处海外的公民社会团体和人权捍卫者能够有自由空间，记录人权侵犯、支持幸存者并推动问责。
尽管当局对一切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行动进行压制，但香港、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仍持续为争取在中国实现和平集会与表达自由权而努力。每年6月4日，国际特赦组织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纪念这一周年，并继续追寻真相与正义。
个案聚焦：黄琦
黄琦是中国大陆众包网站“六四天网”的创办人。该网站记录了许多原本不被关注的受害者故事，包括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和幸存者。2019年，他被以“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12年监禁。
在拘押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与家人和法律顾问的接触也受到严重限制。
他的母亲蒲文清现年93岁，长期罹患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严重疾病。她还被置于严密监控之下，不被允许与外界接触。尽管如此，她仍坚持为黄琦伸张正义。
她曾说：“我在世的时间不会长了，只希望能在临终前再见儿子黄琦一面。”
个案聚焦：邹幸彤与李卓人
自2021年9月以来，香港当局依据《香港国安法》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了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与主席李卓人。但他们所谓的“罪行”，仅仅只是纪念六四。在超过4年未获保释的羁押后，他们可能面临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
香港大律师邹幸彤与另外20多名活动人士于2020年被起诉，仅因他们在当年政府禁止维园六四悼念晚会的情况下，仍坚持点燃蜡烛。2021年，在警方再次禁止集会后，邹幸彤因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通过点燃蜡烛悼念六四，于6月4日被捕。
最终，邹幸彤与支联会其他领导人李卓人和何俊仁被指控在《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于2026年1月开审，并于2026年5月结束审理，预计将于2026年7月宣判。
邹幸彤和李卓人仅因行使表达、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已被不公正羁押近1600天。法院一再拒绝其保释申请，相关官员亦两度推迟审判。两人在庭审中始终坚持自己无罪。他们敦促中国当局公布六四事件真相的正当诉求，以及其在支联会中的角色，本就不应成为对其提起刑事指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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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公开纪念六四已被禁止，因此需要身处海外、在线上彼此连接的我们，共同将这段记忆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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